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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景春│ 杜甫精神 薪火相传 ——纪念《杜甫研究学刊》四十周年

葛景春 杜甫研究学刊 2022-08-27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1期,总第147期。



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自1981年至2021年,《杜甫研究学刊》(包括前身《草堂》)创刊至今,已走过了40个年头,共出版147期,发表的文章共有2500多万字。由最初名为《草堂》,至1988年改刊名为《杜甫研究学刊》,学刊的名气越来越大,成绩逾来逾著,现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研究杜甫的专业名刊,名列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值得我们热烈庆贺。
另一个方面,就是《杜甫研究学刊》已带出了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研究队伍。这支研究队伍,越来越大,愈战愈强,在全国的杜甫研究力量中,已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核心部分。研杜学者以《杜甫研究学刊》为主要的科研基地和学术平台,发表了许多在全国以及海外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他们互相激励,推进各自的学术研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共同推进了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杜甫研究学刊》可谓功莫大焉。
我与《杜甫研究学刊》的结缘,始自它的前身《草堂》创刊号及其前几期。1982年10月,为开展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准备工作,我随导师詹锳先生到全国各地查访收集有关李白集的版本和注本资料。我们到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之后,又乘火车到成都去四川省图书馆、川大图书馆查访资料。其间,詹先生拜访了他的老友缪钺、刘开扬先生。在刘开扬先生的陪同下,詹锳先生又到杜甫草堂馆藏古籍室去访查有关李白的古籍版本,当时受到了杜甫草堂的领导杨铭庆先生和濮禾章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查访到清康熙时的刊本《李杜诗纬》十一卷,其中有《李诗纬》四卷。我们对此书做了版本记录并录写了序言之后,又在草堂的展馆中参观,其中展出的就有最近出版的《草堂》前三期杂志。我翻阅了其中的目录,上面发表文章的人,有许多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如冯至、缪钺、刘开扬、金启华、苏仲翔、傅庚生等老一辈学者,可见此刊起点之高,心中顿生敬佩之意。之后,我们就到江油去参加“纪念李白逝世1220年暨江油李白纪念馆开馆大会”去了。



由于跟从詹锳先生做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我集中精力,旁无它顾,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怎么注意杜甫研究工作。后来,《草堂》杂志改名为《杜甫研究学刊》,河北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还是订了一份的。在那里,我有时翻翻,就是看有没有与李白研究有关系的文章。到了1992年,中国杜甫研究会在河南巩义市成立,我写了一篇《中州——哺育诗圣成长的摇篮 杜甫在河南的生活、学习与创作》的文章,初步总结了杜甫在河南生活和创作的状况。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上,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我把杜甫研究的工作,提上了日程。河南省因为把中原定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为挖掘本省的文化资源,发扬中原文化精神,对杜甫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我的工作单位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对本省的地域文化研究中,理所当然地应把杜甫研究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河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很多,但在诗歌领域中,杜甫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是河南历史文化名人中的金牌。作为杜甫的乡人,我也逐渐地把杜甫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我的杜甫研究是从李杜对比研究开始的。李白和杜甫作为唐代诗歌的双子星座,他们生前有着兄弟般的友谊,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但其诗歌风格却迥异,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李白和杜甫同是盛唐诗人,他们都是盛唐文化养育出来的,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而李白与杜甫有着十一岁的年龄差距,也存在着地域和诗歌创作时间上的差距。首先是他们所生长的地域不同,这是地方文化的差异;再次,是他们生活经历的差异,他们的个性和身世、所受的文化教养与生活经历的差异;又其次的是时代的差异,因李白的主要创作期,是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升期,而杜甫的主要创作期,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社会的转折期,唐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唐代诗歌的主潮发生了变化,也造成了他们诗歌的思想和风格的差异,这是唐代的文化思潮发生了大的变化的结果。杜甫正处于盛唐文化盛世富于理想的浪漫的精神,向中晚唐衰世关注现实人生的理性精神的转折之中,是中晚唐时代文化精神的先驱。因此,才造成了他们思想、诗风和创作道路的不同。通过研究李杜二人,从而可以找出他们之间的异同与时代精神的变化的原因。作为李杜对比研究,这是一个较好角度和切入点。于是,我写了一篇《李杜之变,是唐诗主潮之大变》的文章,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杜甫研讨会,并在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就坚定了我将李白和杜甫进行对比研究的决心。此后,我将这一研究加以提高扩展,上升了文化层面,并申报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来,我作了系统的研究,写成了《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一书。如果没有《杜甫研究学刊》的发表和支持,我的信心就可能大打折扣,也形不成后来的研究成果。这个项目结束后,我把我研究的重点主要转移到杜甫研究方面了。
作为杜甫的乡人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我们研究的目标应以研究河南的诗人与中原地域文化为主,在古代的中原诗人中,杜甫应是首选。于是,我带领河南社科院几个年轻学者,搞起了杜甫与中原文化的研究。对杜甫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初步作了系统和较全面的分析。对杜甫的思想倾向、诗歌创作及其家世、家风、学术渊源与中原文化的意蕴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写出了《杜甫与中原文化》一书,得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源自于先秦汉魏以来中原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儒教为主的务本致用的中原文化精神是杜甫诗歌的主调的结论。又从各地域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李白和杜甫,他们二人显然不仅仅是南北地域文化的代表,他们实际上还成了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的代表人物。李白是将南方道家自由浪漫情调的诗歌文化思潮带向了北方的东、西二京地区,对两京诗坛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兴起了一股盛世的浪漫诗风,当然他也受到了北方儒家文化的一些熏染;而杜甫却是将北方的以儒家为主的现实理性的主流文化从京城带到了南方,也受到了南方地域文化的滋养并加以融合。这样就形成了他们的诗歌既有本域文化的底色做主调,又有他域文化的色彩为兼调的特征。在这方面,杜甫最为显著,从而赢得了集大成的诗歌成就。主调和兼调的相辅相成,这是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的结果。我将这个想法,写成了《李杜与唐代南北文化交流》一文,得到了学刊副主编王飞先生的支持,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4期上。从此以后,我就产生了全面研究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方面的想法。因为在此之前,虽有相似文章的发表,但还不够系统。像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他从小在唐代的东都洛阳长大,又到长安生活十多年,可算是一个标准的京城诗人。他虽然在北方儒家关注社稷民生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反映现实的诗歌,但其经历若仅限于此,至多不过是一个独树一帜的著名诗人。只有当他离开京城走向陇右、巴蜀和荆湘,并深入人民底层的生活时,他才能找到创作的对象,体会到百姓的苦衷,他的儒家仁爱思想的种子,才会落实到平民百姓的土壤中,发芽生根。因此,他的思想才能冲破个人的小我,成长为一个心怀大我的伟大的仁者。他将厚重中原文化底色,与其它各地域文化异彩相融合,发出璀璨的色彩,形成多样化的艺术特色,因此才成为一个集各地文化为一体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一路上传播中原主流文化和高层次的京城诗歌艺术到各处,使他所走过的地方的思想和文学艺术水平得到传承和提高。在进行《杜甫与地域文化》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先后将其研究的前期成果,如《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杜甫与长安文化》等论文,在杜甫研究会的论文集上刊载,又将《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结》《杜甫在陇右的思亲怀友诗》《李杜与异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上。我们团队中的胡永杰博士,也将前期研究成果《论杜甫在蜀中文学史上地位》等论文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上,以征求同行学者们的意见和反映。这对我和我们的杜甫研究团队,能顺利完成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及《杜甫研究学刊》对我们研究杜甫的帮助极大,能有今日的些微成绩,都是与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于此,我对《学刊》表示衷心的感谢。



再一点,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和《学刊》为杜甫研究提供了研究基地和平台。草堂还组织了一系列的杜甫研究学术活动。如草堂定期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全国硕博论坛等,都开展得如火如荼。草堂在这方面,确实是走在了全国杜甫研究的前面,起着一个示范作用。杜诗号称“千家注杜”,这里面灌注了历代杜甫学者的心血,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需要我们下功夫一部部地整理出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多部杜甫全集研究的著作,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许多有价值的观点、研究思路和文献资料,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通过整理研究,可以培养出一批杜甫文献整理的学者,他们将会广泛继承和发扬前人的认真治学的精神和治学方法,为当今的文化事业打好基础,做好学术积累。同时,通过整理研究,不仅可以为进一步提高杜甫研究的水平打好文献基础,为后世研究学者所用,而且对杜甫研究逐渐达到较高的理论研究、文化精神研究、美学研究、诗歌艺术研究及影响研究水平等,也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海外的杜甫研究,对我们起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对其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利用却存在较大困难。我们希望学会、草堂和《学刊》多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与海外的杜甫研究团体建立一个杜甫研究学术资料库,在学术上相互交流,互通研究现状和进展情况。其次是建立杜甫研究的激励体制,建议成立一个杜甫研究资助基金会,对有价值的杜甫学术研究著作,进行资助出版,对有较高水的杜甫研究著作和论文,进行奖励,特别应加强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和培养,使我们的研究队伍更加壮大,后继有人。
以上是我的点滴体会与个人建议,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最后,祝贺《杜甫研究学刊》成立四十周年,并预祝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
值此之际,我写了一首贺诗,以作祝贺:
祝贺《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
风雨征程四十年,草堂一步一层天。宏扬诗圣丰功伟,光大精神德业圆。刊载文章皆锦绣,特邀讲座尽高贤。喜看杜老多知己,佳作千篇举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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